伏见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盐法之敝流毒生灵，遂遣使按视，具得其实，谴黜聚歛之吏，以慰困穷之民，天下皆知公议之不可废也。然事治其终而不治其始，罪加于小而不加于大，岂所谓「无偏无党」之道哉！盖熙宁中章惇察访湖南日，尝牒本路提点刑狱朱初平措置盐事，直成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当时元未施行，及惇参知政事，秘书丞郏亶者，邪险急进，素为惇所善，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率尔论奏乞般广盐于江西出卖，朝廷信之，遂以亶所奏，付蹇周辅往江西相度，惇乃将亶所说盐事文字又亲为小简封送周辅，其简云「郏秘丞言盐事甚备，恐欲知利害之详（郏亶文字并章惇简见在蹇周辅处，乞取索照会。）」，所以蹇周辅顺承风旨，立成江西之法，添额最重，为害最深。然则江西之法乃惇主之于内，周辅行之于外，情状表里，灼然可见。其后惇为门下侍郎，周辅知开封府，于元丰六年十二月，周辅又奏乞荆湖南路郴、道州邻接韶、连二州，可以通般广盐数百万代淮盐出卖，却攒那旧卖淮盐于潭、衡、永、全、邵等州，并乞依仿江西、广东路条法施行。当月十八日，章惇奉圣旨差本路转运判官陈偲、提举常平等事张士澄计会，本路提刑司根检。章惇昨往本路察日访牒朱初平相度盐法一宗文字，看详措置闻奏，并送下郏亶奏请，亦乞郴、道、全州般卖广盐，并委陈偲等相度，是致偲等立成添额之法。施行未久，一路骚然，上烦朝廷遣使按察。臣今伏详按察陈次升奏状内明言元丰六年十二月蹇周辅所奏奉圣旨委陈偲等相度，仍令检章惇牒朱初平一宗文字看详措置，及送郏亶状亦付陈偲等（陈次升奏状见在刑部，乞取索照会。），于是又见湖南之法亦出于惇，其迹甚明，无可疑惑。盖惇始立湖南之法，虽未行于本路，而江西依仿推行，已有厚利，遂讽蹇周辅、郏亶各令奏请已，独立而行之。然则江西、湖南运盐添额之害，皆惇所倡，周辅辈从而和之也。按惇备位二府，不以道辅朝廷，而乃首建邪议，与小人相附会，茍利肆毒，贻害生民，其罪甚大。今蹇周辅、张士澄、魏伦、朱彦博等皆已黜逐，而惇独不问，非大公至治之法，无以戒天下。惇虽以悖慢罢免，而运盐之过未治，意朝廷未知也。臣愚伏愿陛下付有司根治其罪，惩以典刑，使贼民罔上之臣少知畏惧。臣又闻惇于熙宁八年任三司使日，起请乞京东、河北榷盐，奏具状乃曰「河北、陕西并为边防，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此祖宗一时误恩也」。彼朝旨依惇之请，召京东提举盐事周革入见，委陈朴、王子渊相度，将欲施行，为文彦博论奏，遂罢其事。然文案条目具在逐路运司，以致李察英、吴居厚、吕孝廉等检行旧法，使一道之民，罹此刻剥，其谋本出于惇。伏望圣慈一就根究施行，仍乞改正京东、河北盐法。

切观三州之水，为患滋久，较旧赋之入，十常减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则水为害于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谓三州者，苏、常、湖也。朝廷屡责监司，监司每督州县，又间出使者，寻按旧迹，使讲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东州之利，目未尝历览地形之高下，耳未尝讲闻湍流之所从来，州县惮其经营，百姓厌其出力，钧曰：「水之患，天数也」。按行者驾轻舟于汪洋之陂，视之茫然，犹擿埴索途，以为不可治也。间有忠于国，志于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详于此而略于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泽，震泽之水，东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于海。自庆历以来，吴江筑长堤，横截江流，由是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兴而西，溧阳县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众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州芜湖，后之商人，由宣、歙贩卖𥱼木，东入二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相为之谋，罔绐官中，以废去五堰，五堰既废，则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涨，则皆入于宜兴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泽，盖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兴之有百渎，古之所以泄荆溪之水，东入于震泽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条，疏此百渎，则宜兴之水自然无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论，未尝参究，得之既不详，攻之则易破。以锷视其迹，自西五堰，东至吴江岸，犹之一身也，五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傍通太湖众渎，则络脉众窍也，吴江则足也。今上废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下又有吴江岸之阻，而震泽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有人焉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满而气绝，视者恬然，犹不谓之已死。今不治吴江岸，不疏诸渎，以泄震泽之水，是犹沃水于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缚，不除其窍塞，恬然安视而已，诚何心哉？然而百渎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复，吴江岸非不可去，盖治之有先后。且未筑吴江岸已前，五堰其废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间，熟有五六，五堰犹未为大患。自吴江筑岸已后，十年之间，熟无一二。欲具验之，阅三州岁赋所入之数，则可见矣。且以宜兴百渎言之。古者所以泄西来众水，入震泽而终归于海。盖震泽吐纳众水，今纳而不吐。锷窃视熙宁八年，时虽大旱，然连百渎之田，皆鱼游鳖处之地，低污之甚也。其田去百渎无多远，而田之苗，是时亦皆旱死。何哉？盖百渎及傍穿小港渎，历年不遇旱，皆为泥沙堙塞，与平地无异矣。虽去震泽甚迩，民力难以私举，时官又无留意疏导者，苗卒归乎槁死。自熙宁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岁岁诉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兴水利。方是时，吴中水，洪屡上书监司，乞开通百渎。监司允其请，遂鸠工于食利之民，疏导四十九条，是年大熟。此百渎之验，岁水旱皆不可不开也。宜兴所利，非止百渎而已。东则有蠡河，横亘荆溪，东北透湛渎，东南接罨画溪。昔范蠡所凿，与宜兴之西蠡运河，皆以昔贤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则浅淀，中旱则通流，又有孟泾泄滆湖之水入震泽，其他沟渎淀塞，其名不可缕举。夫吴江岸界于吴松江、震泽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震泽。江之东则大海也，百川莫不趋海。自西五堰之上，众川由荆溪入震泽，注于江，由江归于海，地倾东南，其势然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处，今为民居宅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虽然，增一邑之赋，反损三州之赋，不知几百倍耶？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致此？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至增积而茭芦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虽欲震泽之水不积，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每桥用耐水土木棒二条，各长二丈五尺，横梁三条，各长六尺，柱六条，各长二丈，除首尾占陛外，可得二丈馀谼道。每一里，计三百六十步，一里为桥十所，计除占阁外，可开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桥也。一千条桥，共开水面二千丈，计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大衰减。常州运河之北偏，乃江阴县也。其地势自河而渐低。上自丹阳，下至无锡运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渎一十四条。曰孟渎、曰黄汀堰渎、曰东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蒋渎、曰欧渎、曰魏渎泾、曰支子港、曰蠡渎、曰牌（一日碑）泾。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称之，昔皆以泄众水入运河，立㪷门，又北泄下江阴之江。今名存而实亡。今存者无几，二浙之粮船不过五百石，运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胜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处立为石碶㪷门，每渎于岸北先筑堤岸，则制水入江。若无堤防，则水泛溢而不制，将见灌浸江阴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宁中，有提举沈披者，辄去五卸堰走运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阴之民田，为百姓所讼，即罢提举，亦尝被罪。始欲以为利，而适足以害之，此未达古人之智，以至败事也。切见近日钱塘进士余默，两进三州水利，徒能备陈功力琐细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运河晋陵至无锡一十四处置㪷门泄水，北下江阴大江，虽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为利。然余默虽能言㪷门一事，合锷鄙策，柰何无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则又岂止为一沈披耶？又睹主簿张寔进状，言吴江岸为阻水之患，泾函不通。其言然则然矣，虽言吴江岸，而不言握置水之术。盖古之所创，泾函在运河之下，用长梓木为之，中用铜轮力，水冲之，则草可刈也，置在运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东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积中开运河，尝开见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谓功力甚大，非可易复，遂已。今先开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处，泄得积水，他日治函管，则可。若未能开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见常州运河之北偏，皆江阴低下之田，常患积水，难以耕植。今河上为㪷门，河下筑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缘此河堤，可以作田围，此泄水、利田之两端也。宜兴县西有夹苧干渎，在金坛、宜兴、武进三县之界，东至滆湖及武进县界，西南至宜兴，北至金坛，通接长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兴之荆溪，其夹苧干，盖古之人亦所以泄长塘湖东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吴渎、塘口渎、白鱼湾、高梅渎四渎及白鹤溪，而北入常州之运河，由运河而入一十四条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条之港，皆名存而实亡，累有知利便者献议朝廷，欲依古开通，北入运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长塘湖两首，各开三分之二，为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开凿己田，阴搆胥吏，皆柅而不行。元丰之间，金坛令曾长官奏请乞开，朝廷又降指挥，委江东及两浙两路监司相度，及近县官员相视，又为彼豪民计搆不行。傥开夹苧干通流，则西来他州入震泽之水，可以杀其势，深利于三州之田也。锷熙宁八年，岁遇大旱，切观震泽水退数里，清泉乡湖乾数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太湖即震泽也。以是推之，太湖宽广，愈于昔时。昔云有三万六千顷，自筑吴江岸，及诸港渎堙塞，积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广几多顷也。锷又尝见低下之田，昔人争售之，今人争弃之。盖积年之水，十无一熟，积空头之税，或遇频年不收，则饥饿丐殍，鬻妻子以偿王租，或置其田舍其庐而逋。至于酒坊，处在水乡，沽卖不行，以致败阙者，比年尤甚。皆缘水伤下田不收故也。锷又尝游下乡，切见陂渰之间，亦多丘墓，皆为鱼鳖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则于平原陆野之间，岂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尝得唐埋铭于水穴之中，今犹存焉。信夫昔为高原，今为污泽，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宁间，检正张锷命属吏殿丞刘悫相视，苏、秀二州海口诸浦渎，为沙泥壅塞，将欲疏凿以快流水。悫相视回申，以谓若开海口诸浦，则东风驾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锷谓悫曰：「地倾东南，百川归海，古人开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为置诸浦耶？百川东流则有常，西流则有时，因东风虽致西流，风息则其流亦复归于海，其势然也。凡江湖诸浦港，势亦一同」。悫虽信其如此，然犹有说。盖以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荡涤沙泥，设使今日开之，明日复合。又闻秀州青龙镇入海诸浦，古有七十二会。盖古之人以为七十二会曲折宛转者，盖有深意，以谓水随地势东倾入海，虽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后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东风，海潮倒注，则泥沙随流直上，不复有阻。凡临江湖海诸港浦，势皆如此。所谓今日开之，明日复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转之势，不可不复也。夫利害挂于眉睫之间，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处之㪷门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诱民以筑田围。昔郏亶尝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叠成围岸。夫水行于地中，未能泄积水而先成田围，以狭水道，当春夏满流浩急之时，则水当涌行于田围之上，非止坏田围，且淹浸庐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挥下两浙转运司，择智力了干官员，分布诸县，则不越数月，其工可毕。所有创桥疏通河港置㪷门利便制度，不在规规而言也。今所画《三州江湖溪海图》一本，但可观其大略，港渎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见其详，莫若下苏、常、湖诸县，各画溪河沟港图一本，各言某渎通某县某处，俟其悉上，合而为一图，则纤悉若视于指掌之间也。锷又睹秀州青龙镇有安亭江一条，自吴江东至青龙，由青龙泄水入海。昔因监司相视，恐走透商税，遂塞此一江。其江通华亭及青龙。夫笼截商税利国，能有几耶？堰塞湍流，其害实大。又况措置商税，不为难事。窃闻近日华亭、青龙人户，相率陈状，情愿出钱，乞开安亭江。见有状在，本县官吏未与施行。近又访得宜兴西滆湖有二渎，一名白鱼湾，一名大吴渎，泄滆湖之水入运河，由运河入一十四处㪷门下江。其二渎在塘口渎之南。又有一渎名高梅渎，亦泄滆湖之水入运河，由运河入㪷门，在吴渎之南。近闻知苏州王觌奏请开海口诸浦。锷切谓海口诸浦不可开，今开之，不逾日，或遇东风，则泥沙又合矣。尝观《考工记》曰：「善沟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盖谓上水湍流峻急，则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开江尾及疏吴江岸为桥，与海口诸浦同时兴功，则自然上流东下，齧去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则上之水无不流，若先治上，则水皆趋下，漫灭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势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诸浦，疏凿吴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处之㪷门，筑堤制水入江，比与吴江两处分泄积水，最为先务也。然锷观合开三州诸沟渎，不必全藉官钱，盖三州之民，惟悴之久，人人乐开，故半可以资食利户之力也。今略举其一二。若开江尾疏吴江岸为桥，迁吴江岸东一村之民开地，使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处之㪷门，并筑一十四条堤，制水入江。开荚苧干、白鹤溪、白鱼湾、大吴渎、塘口渎、宜兴东蠡河已上，非官钱不可开也。若宜兴之横塘、百渎，苏州之海口诸浦、安亭江，江阴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兴之塘头渎，及诸县凡有自古泄水诸沟港浜渎，尽可资食利户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诸县，抄录诸道江湖海一切诸港渎沟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费，或系官钱，或系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开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后，则上水奔涌东下，冲损在下开浚未毕沟港，以故须同日决放也。或者有谓：「昔人创望亭、吕城、奔牛三堰，盖为丹阳下至无锡、苏州，地形东倾。古人创三堰，所以虑运河之水东下不制，是以创堰以节之，以通漕运。自熙宁、治平间，废去望亭、吕城二堰，然亦不妨纲运者，何耶」？锷曰：「昔之太湖及西来众水，无吴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尝堙塞，故运河之水，尝虑走泄入于江湖之间，是以置堰以节之。今自庆历以来，筑置吴江岸，及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虽废，水亦常溢，去堰若无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则二堰尤宜先复。不复，则运河将见涸而粮运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兴创市桥，去西津堰。盖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监司，就长桥东市邑中创一桥，使运河南通荆溪。初开凿市街，乃见昔日桥柱尚存泥中，咸谓古为桥于此也。又运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废去久矣。且古之废桥置堰，以防走透运河之水，今也置桥废堰，以通荆溪，则溪水常倒注入运河之内，今之与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锷以谓古无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高于荆溪，是以创桥置堰，以防泄运河之水也。今因吴江岸之阻，众水积而常溢，倒注运河之内，是以创桥废堰，见利而不见害也。今若治吴江岸泄众水，则运河之水，再防走泄，当于北门之外，创一堰可也。其利害盖如此也」。或又曰：「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滀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尝滀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牛羊畜放凫雁而已。塘之所创，有何益耶」？锷曰：「塘之为塘，是犹堰之为堰也。昔日置塘滀水，以防旱岁，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则置而为无用之地。若决吴江岸泄三州之水，则塘亦不可不开以滀诸水，犹堰之不可不复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茍堰与塘为无益，则古人奚为之耶？盖古之贤人君子，大智经营，莫不除害兴利，出于人之未到。后人之浅谋管见，不达古人之大智，颠倒穿凿，徒见其害而莫见其利也。若吴江岸止知欲便粮运，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为害。又若废青龙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税，又不知反狭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锷切观无锡县城内运河之南偏有小桥，由桥而南下，则有小渎，渎南透梁溪渎有小堰，名曰单将军堰，自桥至梁溪，其渎不越百步，堰虽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为此堰者，恐泄运河之水。昔熙宁八年，是岁大旱，运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时锷自武林过无锡，因见将军堰，既不渡船筏，而开是渎者，古人岂无意乎？因语与邑宰焦千之曰：「今运河不通舟楫，切睹将军堰接运河，去梁溪无百步之远，古人置此堰渎，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运河」。千之始则以锷言为狂，终则然之。遂率民车四十二管，车梁溪之水以灌运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来。信夫古人经营利害，凡一沟渎，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尝见苏州之茜泾，昔范仲淹命工开导，以泄积水以入于海。当时谏官不知苏州患在积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苏之水。盖不知其利，而反以为害。今茜泾自仲淹之后，未复开凿，亦久堙塞。锷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睹一沟一渎，未尝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间曲折宛转，皆非徒然也。锷今日之议，未始增广一沟一渎，其言与图符合。若非观地之势，明水之性，则无以见古人之意。今并图以献，惟执事者上之朝廷，则庶几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臣累言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顷在延和面陈其事，以为不可置之左右，寻蒙敕差监试。臣以措置试院，若少不经心，恐有败事，不暇外虑。今考试始毕，遂得奏陈。臣闻参宰之任，职于辅弼人主，以道揆天下。万事得其理，则国家安而贤者进，即为至道之朝；万事失其序，则朝廷危而不肖进，即为非道之世。况朝有作福作威玩法之臣者乎！况陛下之超然远览高视，此理不待臣言而后明也。然臣之区区，职在于辨邪正、审贤不肖，奸臣在朝，臣安得燕燕朝夕之间，而不为天下言乎？臣请陈惠卿奸状之尤著者。臣前论升卿疏中备言惠卿之恶。顷杭州监税刘载作司农丞，升卿使京东，载尝签其役法之不善者。而载往京东体量灾伤，以承例用关子散饥贫斛㪷，自是州县不奉其法止约百姓，却以不合散关子罪载，自密院检详官谪之监税。又司农勾当公事时孝孙、孙鳌抃皆指京东役法之不善，托以司农员冗，减二员勾当公事，遂斥孝孙、鳌抃。后来不久，惠卿复增置司农勾当公事员额。当其减员，乃惠卿力行私忿；及其增也，又何谓哉？此惠卿之罔上，反覆颠倒，任意自专也。三司杂纳库自祖宗以来创置，本无不善。惠卿以王白充检正官，其父颐监此库，不乐其职，请求惠卿，遂以颐知管城畿县，而废此一库。后来朝廷以杂纳无之不可。遂再行创置。其王颐败坏管城一邑之事，彊横纵恣，上所知也。夫为一人而即以官局擅废更置，此惠卿之弄权自恣也。访闻惠卿妻弟方希觉初实未有考第选人，嘱请湖南察访章惇辟为勾当公事。是时邵州进士李锐深入溪洞，招到蛮酋田元猛。章惇意在谄附，成就希觉恩泽，遂以李锐招元猛之功为方希觉之功，而转奉礼郎，其李锐几不沾赏。比及锐日夕称诉，惧此事发觉，力相蔽护，始以锐为一簿尉。此惠卿之朋比，窃弄国赏也。惠卿之舅，监簿郑膺始寄居秀州华亭县，以惠卿之故，一路监司如王庭老之辈皆卑下之，而招弄权势，不复可数，至夺盐亭户百姓之地以为田。而提刑卢秉挫其所为，仍发觉惠卿党人张若济奸赃公事，遂急移秉淮东，以张靓充两浙路转运。靓遂阴求秉罪，无有，即将秉所行盐法亏坏，欲成其过，而大失递年课额。惠卿既喜靓，即以妹妻其弟规。此惠卿之朋比专权，坏失国家源利也。朱温其为大理少卿，惠卿之妻弟方希益充详断，失入死罪，乃倚势妄称温其指挥，以脱己罪，又以惠卿之势逮引同官以为證。其断官李昭远与惠卿乡人，惠卿与温卿、升卿同坐与食，以语骂昭远：「富贵爵禄尽由我家，你却不證方希益」！昭远称：「无此，不敢虚引」。自后不复与见，日求其过。此惠卿欺国，蔽亲鬻权也。朱温其殊无纤过，又讽府司录朱炎令勘入朱温其之罪，无得，遂更不分首从，各罚铜十斤，而乃阴除方希益冲替之罪。此惠卿侮文罔上，坏陛下宪法也。太学考诸州教授，方通乃其妻亲，词艺平常，惠卿不复计其可否，即令升卿势胁李定之辈考为上等，以误朝廷，与之教授。此惠卿之自专以崇亲党也。朝廷已定之法，多所改更，不循义理，惟循己之一时喜怒。如怒邓绾，即令张琥同提举台官，又令一司一务敕于外州定夺闻奏之类，皆不可以诘计。此惠卿之专己自用，不顾朝廷也。弟和卿都无善状，才为阳曲尉，即讽章惇举为军器监丞，其举辞云「风力精强，所至必治」。罔上如此，又迁京官。夫军器监丞既为要任，当亦选其人，而乃以小子妄厕其间。众官擘画有可取者，则欺罔以为己出；至于措置乖方，则归之众人。众皆畏祸，不敢与之较。此惠卿之挟邪私亲也。惠卿丁忧之日，于两浙威使州县，语其亲党，言其将为宰相。与知华亭县张若济曲相附会，胁借民财，其数不少，以置田亩。邓绾既言其奸赃，朝廷已差官体量，则惠卿自是罪人，当阖门待罪；访闻乃乞勘御史中丞，又自乞令以事属张谔、徐禧。此惠卿之强横无上也。身为都检正，受张若济请求，访闻遂将张若济枉法重罪，谕勘断官吏一切出除，止夺三官编管。此又惠卿之窃弄威权，出入刑名，以坏陛下之法也。惠卿身为大臣，固当守公以奉陛下之法。其弟谅卿以无考第，请监金耀门。不度法之可否，威使流内铨供脚色，以为于条可得，即出敕以授。既而王安石点检，遂作谅卿自陈，连累流内铨官吏上簿，惠卿安然无愧。此又见惠卿之怙强自恣，以私其亲也。惠卿之父死于怀州，条制，大卿监死，无依倚者乃得恩泽，惠卿令其家陈请异姓，越在法制之外，此惠卿之贪以害法也。朝廷提仓之官所系不轻，一路承禀，按察与监司无异，当用天下有吏干之人。惠卿不以私故，则以私亲。妻弟方沃庸谬，尝往河北点检军器，郡守有陈其不善者，此众所闻，而陛下之所知也。乃以为河北提举，又令沃弟方泽为江西提举。惠卿曾判司农，岂不知江西役法已成，别无可更，为其恶江西转运李之纯、苏澥曾陈簿法不便，意欲移去，却令妻党作监司，捃摭其罪。又如张靓之比，欲坏陛下成法，以成就其亲。且方泽仍是违碍选人，自条例司荐为提举乃一二年。此惠卿之欺国家、私亲党也。曾旼小子，能事惠卿之家兵卒孩稚，能谄媚惠卿，遂荐为侍从。陛下之明以为不可矣，又特荐之，今为常平提举。此又惠卿之不顾义理，姑欲以陛下差遣立私恩，以快己一日之志也。陛下令撰《经义》，惠卿岂不知其弟升卿之不才，不可以当此，茍欲其弟夤缘以得美官，即令撰进。其文之纰缪不可以言，臣有别疏论列。此惠卿之欺陛下，而以爵禄私其弟也。臣既言之，而惠卿百端排毁，作为巧言，以罔圣听。此又惠卿兄弟不顾义理之至甚也。身为大臣，当秉身就义，使天下莫得以言。既恣睢不轨，以致言事者上言，而诟谇亡节，则必躬携文字，诈为涕泣，恳陈不可，谬为恐惧，以欺上聪；退则张目大言，当拔擢某人，当削除某人，以威天下。此又惠卿言动之间必欺陛下也。王韶本与惠卿同年登科，不为惠卿便佞，而夙负学行，又以功业，为陛下擢为执政。拜命之日，往惠卿之家，乃问其挽强几何，射之能否，意以兵卒待之。此惠卿之恣纵凌忽同列也。惠卿作两浙水利，攻郏亶之法，伪为温卿之名投进；又作造簿手实之法，为和卿之名投进。不度天下之可否，姑欲以此欺陛下，而进其子弟，此惠卿之奸邪欺蔽也。顷者沈括自两浙察访回，其所措置少异其说，则惠卿沮难诬毁，力欲黜除，赖陛下之圣明辨直。而今括又为两浙察访，恐发其在两浙奸贿之状，遂严为饮食之会，曲加喣喣，以络其欢心。括所嗤笑，士人莫不知之。此惠卿之奸邪翻覆也。惠卿之所为，有滔天之恶，而无抑畏之心。发口则欺君，执笔则玩法，秉心则立党结朋，移步则肆奸作伪。朝廷之善事，使其朋类扬以为己出；不善，则使其党与言为上意。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朋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伸之徒又为奔走。至有避权畏义之士，则指为庸为鄙，尽忠去邪之人，则以为害人害物；贪利希附之者，则为贤为善。更相推誉，彼可侍从，彼可监司，庸鄙便佞，繇此以进。欲进之则虚增其善，欲退之则妄加其恶。曰上与吉甫论某事，吉甫告上以某事，上起身以听吉甫之某言。吉甫，惠卿字也。至于陛下之前，阳为恐畏卑惧，如不自胜。间或肆诡辨以伺陛下之心，或为小亮以取陛下之信。退而踸踔奋厉，有轻圣德之语，又奸恶之大者也。臣闻尧舜之明大矣，至于未察四凶之象恭静言，则不害其使之居位；及知其滔天庸违，则不害于流放窜殛。魏道武，衰季之常主也，崔浩有平四方之功，一改国史，遂行显戮。唐德宗，末世之庸主也。窦申所至之家目为喜鹊，遂赐之死。盖以为国史敢改，则他何所不可乎？恩命敢以告人，而收为己私，至目之为喜鹊，则其他何所不至乎？彼二主者固不足论，尚能毅然断割，以保天下；况陛下睿谟英达，天下之远乎！况惠卿无涓埃之功，而恶逾崔浩、窦申哉！至如《经义》，陛下曾经御览，既出于中，有所不善，则当明有论列，若私自移易，则孰有不可改者乎？就使其书未进，而易他人之说，以著己之谬言，则万事之欺蔽可见。恩命刑罚皆出人主，若夫左右之臣私以相贵，而归德于己，窃荣其亲，布列中外之党，此而可窃，其大无不可者矣。伏惟陛下睿眷，一赐勇断。

奉议郎郏亶除太仆寺丞。案亶方以不职下本道劾罪，而便与职事官之选，理若未然。

今天子即位之三年春二月乙巳，广州新城成。其谋之于龙图直学士吕公居简之为经略，而考之于太原王公靖之为转运使也。吕公之治广，常患旧城不足以容民，而议为西城者，皆以地处卑薄、毁民居者众，而不可为者。久之，因得郡治之东古城之遗址，将以益城为请。会移荥阳，朝京师，遂上其事，天子可其奏。诏以王公经始而责成焉。命下之日，公即约古制，调广民而借其力得七十万，售材于属县得八万，为甓于北山得五百万，皆因民之愿为浮图者，请于上，得钱五千万，以给其费。始于二年之十月庚子朔，而成于是。凡为日一百二十有六，为城袤四里，为濠以环其外，为楼橹五十有一，为门二，实旧濠之两端，合子城而为一。初役之兴，议者皆谓籍列郡之材，积数年之功而后可成。及是，不资于公，不取于民。工虽踰时，而民之出力远者不过十日。故广之民见役之兴，而不知其力之劳；列郡之民见城之成，而不知其役之兴。议者始服以信。呜呼！何始虑之精而收功之易耶！宋兴，天下威德及远，四夷万里之贡，不绝于道。广虽限在岭徼，百年之内无鸡鸣犬吠之警。近者十五六年，諰諰然日忧屠僇之惨，燔灭之暴。兹城之成，稚老相庆，固已按堵而无虞矣。夫兴大役而不扰于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厉之忧，而获安全之幸，其为利固岂小哉！亶既乐闻朝廷悯仁元元，思有以豫防其患，而又服公敏于有为，故其用力少而成功多，宜有以诏于后，敢记其岁月云。时熙宁三年四月望日。

敕具官某：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至而安，于治为易。矧复桐庐之胜，加以才力之优。怀组而归，益勉无怠。可。

敕具官某：北边俗淳而士武，邻好辑睦，日以无事。尔昔尝以才任刺举矣，久而不试。往贰博野，尚勉无怠。可。

信州新学，作于元丰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于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学者相与造余而言，请为之记。惟圣宋刬五代之敝，合并四海。仁义礼乐之泽，洽于民心者，百有馀年。而熙宁以来，学校最盛，内自京师，旁达边郡，聚士有舍，讲业有师，课试诵说与夫赏罚升黜之法，日增月长，以至大备。四方之士。幸遇太平君子长养人材之时，裸粮束书，争集黉舍，惟恐在后。信为江东之远州，南属闽，东被浙，士之待举者七百馀人，而例不除学官。前此三年，天子从使者之请，以州官兼治学事。余适为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子城之东，形势庳窄，民庐挟其旁，山林蔽其后，居处无夏屋，出入无高门。而士之来者，犹相望不绝。何也？彼相招以讲习论辨之益，而于居处之安则未暇议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岂当若此乎？《传》曰：「处士就閒燕」。盖教之不以其道，与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有位者，孰不欲有为，以餍满人心之所愿。然文书有上下之禀，议论有同异之争。或财局于府库而不可出，力隐于兵民而不可用，此事之所以常废，而人不被其泽也。窃为学者忧之，会转运判官郏公亶知州事，杨公仲孺相与谋议，以招学者为先急，乃发库钱五十万以付有司。而余实与二三联事之人，升降险阻，拟度广输。凡地之在民者，劝以贸易。良材坚甓，出于诸县。然后隳山发石，剪斸草木。高者损以为平，狭者培以为广。旁积步道以属于旧学之北，而营其上为经史之阁，教授之堂，诸生之舍。环起参出，整若棋局，视旧之广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于三面。使士之来者去湫底而即亢爽，脱卑闇而登高明。又为之大其正门，高其墙垣。庖湢之所皆易新之，而饮食燕息之具滋设。此余与二三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劝相学者之万一也。夫学之道，先后有伦，始卒有渐。不得其端，虽强力不可以至也。至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夫所谓人伦者，岂他乎哉？其分见于君臣父子之间，其守寓于仁义忠信之际，其文礼乐诗书，其声籥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惮岁月以游心于其间，至于四十年焉，则可以仕矣。此圣人所谓不惑之时也。廓之益广，浚之益深，又十年焉，则性命之理较然于前，若数一二，则可以为大夫矣。此圣人所谓知天命之时也。然则知天命，当在四十之后，而学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应规矩，智揆万变，处焉可以为子弟师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盖道德在己，则其成物为不难也。今学者既得朋友以相与处矣，则学之序可以不知哉？按旧学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远，而栋梁有败折者，甓瓦有断缺者。物之兴坏不可久，其势如此。后数十年间，则今日之新，岂特为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为之记，则惧无以知今所以兴作之详也。乃为之书，使来者稽焉。

转运司专以经理财用、供办岁计为职，今亶旷弛如此，宜令发运司选官劾罪。

郏亶差除之日，本房亦当检会近降取勘指挥，呈白执政将上。今数日之间，褒贬异论，甚失国体。其除太仆丞指挥可更不施行。

元丰四年正月乙卯，制诏中书门下：江州庐山太平兴国观九天采访使者可进号九天采访应元保运真君。即日，中书班命于有司。粤三日己亥，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判官臣郏亶奉御香祝辞来告。四月戊辰，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臣廖维护敕书、殿榜、仙衣、幢节，即其祠奉安，又降绿章黄素，醮于坛殿，凡二昼夜。敕书、仙衣皆藏以宝匣，藉以文绣，绛袍、裙帔以泥金云鹤为章，榜字用金，旁有龙鸾葩花飞动之象，䌽幢瑞节，致饰蕃丽，皆出于中禁，而世所未尝见也。于是太平冠褐之众与夫九江内外小大官吏，缁黄稚耋，莫不踊跃奔走，动色相贺。乃相与涓洁，致庆成之醮于祠下。又八昼夜，而相与言曰，兹山自唐开元辛未肇建庙宇，距今三百五十有一年矣。储休锡羡，应验昭晰。国朝著令，春秋长吏侍祠，三岁郊礼，亦遣使告飨。间尝有宝冠、霞衣、命圭、履袜之赐，所以答赛神贶，恩亦厚矣。今也天启嘉会，幽赞圣意，讲阔典，加隆号，礼盛文缛，盖历世所未遑者。褒表之旨，固具载于诏书，至于锡予之名数，告享之秩序，非刻之金石，惧无以耀四海之观而永万世之传。谓臣尝备词掖，适莅真馆，宜有以纪一时之盛者。窃惟圣上以鸿烈光祖宗，以达孝通神明，夤畏夙夜，思所以对三灵之休，故考礼文，正祀典，总公卿博士之议，而制旨临决焉。至于山川神祇降依兹人者，无昔今遐迩，罔不登秩，坛场圭币，罔不盻饰。况夫咏真之都，釐福之庭，正名于轩后，受职于太上，懿铄徽称，久郁而未章，宜乎上心霈然，发德音，下明诏，而旌显之异也。故精诚所乡，符应既至，使节南指则灵光属霄，仙殿夜閟而神乐骇听，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当自此而殚见矣。方将封泰山，勒中岳，诗大泽之广博，燀闳休于无前，臣虽远迹于外，犹能追击壤之民，歌盛德之美，矧今获奉熙事，而文字颂述，固其职也，臣其敢辞？谨拜手稽首而献诗曰：

于昭颢穹，眷中国兮，维宋世世，迪明德兮。丕铄睿圣，绍尊极兮，文武勇智，实天锡兮。从容法宫，考图籍兮，振饬万事，扬幽侧兮。风行雷动，酾惠泽兮，猋飞景附，走夷貊兮。气调时豫，民滋殖兮，神腾鬼魅，皆受职兮。岩岩高山，敞仙宅兮，总统灵官，凡五百兮。游衍陟降，穷杳默兮，福善祸淫，渊莫测兮。煌煌玉书，发奎画兮，进以显号，冠今昔兮。椒浆桂酒，列瑶席兮，云车风马，来络绎兮。上真嘉娱，百神怿兮，瑞福穰穰，与山积兮。天子万年，庆平格兮，登封勒成，耀金石兮。子孙绳绳兮，保千亿兮，元元何知，安寿域。

夫人姓高氏，宣仁圣烈后之从姑也。曾祖乾，赠尚书令，追封冀国公。祖遇，赠率府副率。父继朋，故任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夫人适殿中丞钱公纬，枢密副使宣靖公若水之孙，集贤殿修撰延年之子，夫人其冢妇，封寿昌县君，以后族赐冠帔，后殿中君四十年而卒。夫人六岁，母陆氏亡，悲哀如成人，父特爱之。事继母孝。及事舅姑，甚得妇道，居尊卑间顺睦，人无间言。初，殿中君力学取科第，夫人有助焉。善祖师七十二候肉蠕之术，累验，然不为他人道说，而志在于女工之事。喜读书，通音律，识哀乐声。殿中君为新兴守，因燕集，夫人闻乐声哀，忧之。居数日，殿中君病卒。夫人寡居守节，治生有法，遇内外族，不觉有纤毫厚薄。殿中君有房侄，与其妇皆亡，二女贫无所归，夫人为尽力以嫁如己孙。恤孤贫，乐施与，不问有无。元祐初，太皇太后权同听政，高氏例推恩，夫人不受，悉推与众弟侄。平生诵佛书，不一日辍也。二男：长侯，汾州录事参军；康侯，处州遂昌县令。五女：长适比部郎中郏亶，次适通直郎石宗彝，次适宿州司户参军王嵎，次适都官员外郎张公亮，次继归宗彝。石氏、张氏皆先亡。孙男七人：邈、迥、遵、东、束、柬、来。孙女一人，曾孙女一人。初长侯娶潘氏、江氏，继卒，夫人育诸孙，自幼及壮，甚有恩。长侯宦不达，贫无以养亲，复娶归氏，苏之大姓也，因家焉。长侯亡，康侯以便亲调东南官。夫人不忍弃归氏及诸孙，竟卒于苏，享年八十五，实绍圣二年正月一日也。葬河南府新安县新乡夷子里暖泉村，祔殿中君之茔。康侯状夫人之行，属铭于瑜。瑜其甥也，义不敢辞。铭曰：

宛宛夫人，秉德自幼。率其孝慈，为妇为母。踰八十年，既寿且康。今其已矣，德音不忘。

既刻铭，乃以三载正月十八日遂克葬焉。康侯题。镌者王立。

苏、湖、常、秀所产为两浙之最，自绍兴十三年以来，屡被水害，议者皆归积水不决之故，以为积水既去，低田自熟。第以工役浩繁，事皆中辍。臣有管见治田利便三议，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司农丞郏亶议云：古人使塘浦阔深者，盖欲取土以为堤岸，非专为决积水。若堤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三五尺，故虽大水不能入于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则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须决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决水而不知治田，则所浚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旧，前功尽弃。为今之务，莫若专务治田。乞诏监司守令，相视苏、湖、常、秀诸州水田塘浦紧切去处，发常平义仓钱米，随地多寡，量行借贷与田主之家，令就此农隙作堰车水，开浚塘浦，取土修筑两边田岸，立定丈尺，众户相与并力，官司督以必成。且民间筑岸，所患无土，今既开浚塘浦，积土自多，而又塘阔水深，易以流泄。田岸既成，水害自去，此臣所谓敦本之义也。

百姓非不知筑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贫富同段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协力不可。百姓所鸠工力有限，必赖官中补助，官非因饥歉难以募民兴役，非因时不可。

荐蒙钧劄，申论泄水，至许以不待陈请，仰见付托责效之切，为之悚息不皇。然尝求之，粗见颠末，有不容不急急驰报，以求教诲者。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东数郡水，既高若建瓴，东北自昆山之太仓连亘常熟，其势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趋内。四面皆源，独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虽茫为一壑，而滨海之田则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经，人所共见；海滨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然古人随地形而为之计，则亦曲尽其妙，第废坏已久，有非一旦可复。古人于宜兴以西、金陵管下设为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银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运河，以入大江；东北则于昆山、常熟以东之横塘设冈门、斗门，闭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趋内。然此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间地卑水聚，不能以时入海，则又设为塘浦焉。盖吴地中间不特太湖三万六千顷，长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昆山有阳城湖。他如邪塘等诸瀼、黄天等诸荡、市宅等诸村，皆蓄水深处，脉络无不与太湖贯通。水向阔远，止藉吴松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导诸处之水皆自趋吴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元计一百三十二条，浦之阔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驾行高处，而吴中可以无水灾。古人之为此，夫岂一日一人之力，而今无存者。尝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运河尚通；钱氏有两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挥之号。彼固非真能上缉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国，封疆不广，犹农夫之有篱落，下田岁岁保治惟谨。国朝幅员万里，观听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己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𥱼往来而坏，江东数郡水尽入太湖矣；下焉之冈门、斗门又为侧近勤耕而坏，昆山、常熟二县水反入内地矣；中焉之塘浦则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耕垦增辟而攘斥其旧来之浦。凡今所谓某家浜、某家泾者，皆古塘浦旧地，于是荡无堤障，水势散漫，与江之入海处适平。退潮之减未几，长湖之增已至；小汛之随去未尽，大汛之拥回反多。往复洄洑，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古人合江浙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自景祐以来，岁岁讲求，迄无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东坡尝请去吴江石塘，王觌尝奏开海口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吴，尝开茜泾，亦止一时一方之利，而刘悫按行，直谓开海口则反有风波驾入之忧。唯熙宁初郏亶力请于朝，尝起六郡三十四县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诉，击坠幞头，卒鸣铙散众而止。政和六年，御笔修平江诸浦三十六闸，差赵霖措置，通设六十四万馀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见钱四十一万贯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狱根磨而止。今浦闸尽废，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涨，又前日之所无。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涨非人力可遏，惟复古人之塘浦，驾水归海，可冀成功。然所费当几钱？所役当几人？大农州县既无此事力，荒岁饿莩又无此人力，纵有之，又当历几时几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泄水一说未可仓卒议也。若止从人户就近泄放，则彼此皆水，虽欲以邻田为壑不可得。议者多谓围田增多，水无归宿。然亦只见得近来之弊。古者治水有方之时，污下皆成良田。其后堤防既坏之后，平陆亦成川泽。熙宁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瀼荡等处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以此知近来围田不过因旱岁水减，将旧来平地被水处间行筑󲚞耳。就使围田尽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于事？况围田未易去者乎？为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谕田主，多发夫工，就塍岸渐露处次第修筑，各于水中自为堤障，即车水出堤障之外而耕种之。此事昨已施行，镂榜晓谕，近承专官之来，又严加督催，并已差官随之行县矣。某非不愿大发工力，为久远计，而量时度力，实所未能，未知钧意以为如何？更望熟议，再赐指授，以凭遵行，不胜愿幸！